你怕的不是二胎，是中产梦破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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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妈说：听到二胎全面放开政策将于2016年元月正式实施这个消息，莫名激动了好些天，周围确实有年到40的亲友迫不及待行动起来。看了很多关于二胎文章和周围诸多二胎三胎实例，有羡慕有害怕，内心依然想生不敢生，不是怕中产梦破灭（之前也未想过下文提到的“中产梦”，始终认为一家人在一起安康幸福就好），而是生养一个孩子的诸多不易和辛苦以及对未来的考虑，让人望而却步。当然,缘分天定,如果TA来了，我们一定不会拒绝和怠慢，将全力以赴俩孩儿的成长成才。越爸说我这种随缘心理不负责任， 孕前得做很多准备，至少要彼此身体健康，不抽烟喝酒。好在越爸平时不沾烟酒，身体锻炼一直在做，我也得坚持运动，不管是否生二胎，保重身体最重要。

怕归怕，下文中的观点很多人都不敢否认，不得不赞同。

全面放开二胎的消息出来后，绝大多数人都以调侃乃至嘲讽的语气来评论这条新闻：

　　“自己都快养不起了，还养二胎？”

　　“在衡量熊孩子数量的时候，1就是天文数字”

　　“罚款我也不生”

　　“房价这么高，不等这个孩子读大学，哪有空间再给二胎留个房间”

　　“……”

　　而女性同学尤其对放开二胎的消息保持敬而远之的态度。

　　就我所见，除了信天主教的女同学会用行动证明多子多福外，只有一位世俗美女兴奋地鼓动大家多生孩子，享受新政策带来的机遇——她丈夫在地产行业身居高位，经常用出国旅游和奢侈品的照片在朋友圈里激发羡慕嫉妒恨，可见“养不起”、“管不过来”是70末和80后父母的普遍认识。

　　1 真的生不起？

　　不过，细想起来，我们这些70后、80后在朋友圈大发感慨，实际上是很荒诞的事情——按照同样的标准，我们根本就不该出生！

　　因为上一代父母恰恰是在更贫穷、更拥挤、更忙碌的条件下，生出了70后、80后以及他们的兄弟姐妹，并曾经因为计划生育政策限制生育而表示过强烈的不满。既然几十块月薪、筒子楼、单休周末能够养大一群子女，为什么今天的年轻父母会因为一个孩子而精疲力竭？

　　当然，考虑到通货膨胀，三四十年前的月薪购买力肯定不止今天的几十元，而且相对来说，当时养育孩子也有许多便利之处。比如说当时的县城、乡镇还是一个熟人社会，孩子可以把相当大的范围当做活动空间，弥补了家庭住宅面积的不足；又比如当时汽车比较少，孩子一般会自己步行上下学，不用接送；周末会结伴去附近的空地玩耍，不用刻意创造娱乐空间。

　　这都是今天21世纪的新一代父母不具备的条件。当我下午3点多就要中断码字去接儿子放学的时候，当我开车几十公里送他去找玩伴的时候，我这个30年前的孩子也的确会经常怀念80年代的趣味童年。

　　但感性的回忆不能代替理性的对比。20年前中国城市平民的平均生活水平，换算到今天最多也就是相当于月薪一千人民币。而且许多关键商品，如抽水马桶、洗衣机、电力、电视机、电话……的实际性能都有明显提高，绝非当年的原始货色可比，为今天的平民提供了更多的闲暇，大大降低了家务劳动的强度。如果我们认为当年养得起孩子，按理说今天就不应该用经济理由否决二胎计划。

　　2. 风险太大，不敢“上项目”

　　仔细分析一下，养孩子的过程，全称是“养大成人”。现在这个社会，经济上吃饱穿暖很容易，大多数基本疫苗免费，把孩子养大不是难事。

　　那么，真正的问题是应该把孩子养“成人”的标准变了。

　　从平民的视角来看，周围的电视剧、商业广告、中央文件和主旋律宣传片，几乎都在有意无意地灌输“中产阶级生活方式”，结果就是大多数平民认定只有“中产”以上的生活才算“活的像人”。

　　任何让我们、让我们的后代远离这一目标的选择都会被认为不合理甚至不道德。和过去相比，尽管我们的收入有明显增加，但这个“中产”目标和当年的生活预期相比增长更快，所以，我们觉得生活压力比父母一辈还沉重。为了避免二胎导致自己或后代无法实现预期的生活水平，我们宁可放弃二胎的机会。

　　80后也大多是独生子女，但在没有手机的情况下，父母依然默认我们可以到山野之间一玩一整天，离家十几里，丝毫不担心这其中的安全隐患。归结原因，大概是因为他们都是第一代从农业时代走出来的工业居民，默认养孩子是一个风险投资。为了节约家务劳动时间，“正常”的夭折风险是可接受的。

　　现在不一样了。在教育、生活环境和各种都市神话共同作用下，当代父母的育儿思想遵循0风险原则，第二代城市人口完全承受不了子女夭折、丢失、伤残的威胁，哪怕极小概率的威胁也不可承受。但我们都知道，风险不可能绝对降低到零，只要你乐意投入，把风险从1%降低到0.1%再降低到0.01%、0.001%……总有精力和财富透支的时候。这也是现代人养育成本高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　　3. 送孩子上学是个大问题

　　回到最初的话题。所谓不敢生二胎，最重要的就是两点：

　　1)对自己或子女丧失中产阶级生活机会的恐惧。

　　2)在“0风险”原则下对子女养育的无限投入。

　　如果能克服这两个障碍，相信大多数育龄男女不会浪费自己的生育指标。毕竟人类有生育本能，在营养充足的外界环境下尤其愿意繁衍后代。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制度压制了生育欲望，我们也可以通过制度改革来解放人类的本能。

　　具体分析一下现代城市人口的心态，可以把问题划分为两部分：不能解决的部分、可以解决的部分。

　　所谓不能解决的部分，就是满足大多数家庭的中产阶级生活预期。但这里的中产阶级绝不意味着“中等收入”。在中国当前语境中，“中产”意味着生活水平超出80%以上的家庭，如果不是90%的话。在一个劳动者平均月薪2500，一半居民可支配月收入不到1500元的国家，中产梦至少意味着一套城区大面积公寓，一辆中等轿车和一两万元的月薪。这显然不是可以靠制度改革能解决的矛盾。更何况中产标准不是一个静止的尺度，而是会随着经济增长水涨船高，是永远挂在中国年轻人面前十米的胡萝卜。

　　要从根本消灭过度中产梦激发的矛盾，只能靠共产主义来消灭阶级鸿沟。我们这里暂时不讨论那么遥远的事情，眼下我们还可以做点更现实的改良，比如说增加学校的教育义务，延长在校时间，由公立学校出面提供集体活动和课外培训，在减轻家长负担的同时，避免家庭提前进入“阶级之战”。

　　现在的大多数小学，在“减负”的原则下，下午往往两节课，不到4点就结束。于是，从2点多开始，学校门口就出现来接孩子的家长，3点半开始挤占马路，4点前后10分钟必须要交警维持秩序，才能勉强避免踩踏事故。这在大多数地区已经司空见惯，等到五点多初中放学，还会在许多中学门口重演一遍。貌似平常的景象，实际上反映了三个社会问题。

　　1)中小学生有大量的课余时间需要家长安排。

　　2)大多数家庭都要分出一个劳动力或者准劳动力接送孩子上下学。

　　3)家长既不放心孩子自行回家，也不放心他们和同学自行寻找娱乐空间。

　　这几点结合起来，既意味着大量的劳动力被浪费于低效工作(接送)，也为补习班、特长班、家庭教师提供了足够大的市场，更向家长提前施加了阶级分化的压力。结果就是“减负”无用，养肥了一大批私人培训机构，也把家庭教育成本抬到了不敢生二胎的高度。此外，新一代中国儿童因此极端缺乏参与集体活动的机会，不能和同龄人共同成长。从长期来看，这可能才是最重要的负面影响。

　这些问题都指向同一个结论——中国公立学校提供的基本服务已经远不能满足普通家庭的需要，家庭只能私人购买额外培训和活动机会，以个体劳动(接送)的方式来填补这个空间。

　　搜狐财经专栏作家、国际商业顾问吴向宏则表达了另一种担忧。他认为，中国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最重的这一批年轻人，他们压力更大，养孩子的意愿也更低。这造成一个经济学上的问题——中产阶级的萎缩。

　　“从社会阶层的分布讲，希望社会有一个稳定的中产阶层，但计划生育政策导致这一批人在经济和人口结构上都没有获利。”

来源：观察者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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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 End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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